她的生活，以及她的藝術史--女性藝術的在地經驗與課堂觀察

女性必須走到畫布的另一端，拿起畫筆，揹起相機，
擺脫那個藝術家情人的角色，揭穿女神維納斯的美麗神話，走出家門去上課。


大家都愛∕不愛美術課
「藝術」這個名詞始終戴著一個微妙的神聖光環，好像只有天賦異稟的人才可以成為藝術家，只有某一類人才能夠進入藝術的殿堂，領略大師們的靈感和創造力。童年逐漸消逝之際，我們也漸漸失去喜愛美術的勇氣，並且遺忘曾經那樣單純地在美術課上胡鬧戲耍；玩泥巴、塗鴉、摺紙飛機這樣的快樂，當然也越來越難納入成年人儼然看似重要的行事曆裡。
我想，這就是我們美術教育隱然形成的怪現象吧。或者應該說，是整個美術界自以為是的「專業」知識長久以來鞏固了這個無人敢踏入的權力領域，讓許多人趁早打退堂鼓，原因不外乎是「你沒有藝術天份，滾遠一點！」；要不就是讓一些站在門外的人睥睨遠覷，不以為然地從喉頭發出悶響：「藝術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是些雕蟲小技。」這兩種人顯然很難有任何共識，因此從來也就無法進行有意義的對話。而我們的美術教育，就這樣默默地在無人聞問或無暇理會的狀態裡成為補習教育的犧牲品，讓那些有心想學習藝術的人只好走上傳統藝術升學的路，到各式各樣的才藝教室補習繪畫、素描，不斷臨摹著那一成不變的半身缺手的石膏像，汲汲於蒐羅各個藝術科系的升學考題和術科技巧。

我的藍領朋友也是藝術家
面對這樣一個窒悶的藝術環境，迫使我不得不在成年後飄洋過海去尋找另一種解答；不為了什麼，只是想看看藝術可以怎樣地不同，想知道在沒有事業成就或升學壓力的自由處境裡，藝術到底應該長成什麼樣子。而我發現原來有許多人一路學習藝術並不走進藝術家的行業，也不會在生活裡炫耀自己的身分，更多時候她∕他們甘心樂意地作一名社會底層的勞動份子，只是到餐廳端端盤子、到影印店操作例行的大量影印服務，或者只是開著一輛笨重卡車到老人療養中心打工（以上都是我美國朋友們的真實寫照）。我們的社會並不保障藝術家擁有哪一類特殊的就業資格或物質滿足，因此這個領域越發顯得虛幻而不可及，藝術始終只能附屬在上流社會或中產階級充作附庸風雅之用，否則實在想不出為何要學習藝術，也看不出其中包含任何有利可圖的附加價值。
處在如此龐雜無從解釋的紛亂定義裡，我試著在社區大學尋找一個對話的契機，擺脫學院和庶民的界線與成見、模糊理論與創作的對壘，讓許多猶疑門外的朋友勇敢地走進教室，用自己的情感和理智重新確認藝術究竟該是如何。當然，這樣大膽的對話，必然引發許多始料未及的衝突與挫敗，身為一名年輕且經驗不足的講師，我在社大所承受的壓力和批評遠較我在體制內的教學更為巨大。即便如此，我還是幸運地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教學功課，在簡單空蕩的國中教室裡揭露藝術的各種樣態，看見批判、思索和創造同時俱在的可能，並且從中發現每個人身上獨特的質地。

解構莎士比亞的姊姊和妹妹
選擇女性藝術作為課程主題，就像採取新的角度切入藝術一樣，路上布滿了荊棘陷阱。但為什麼還是堅持要開這樣一門讓人畏怯、小眾又不討好的課？我想這是我正視自身與女性共有處境的一次難得機會，如果其他國家都已陸續為「女性藝術」正名，為何台灣還遲遲不能？如果女性主義從一九六0年代以後就已逐漸找到論述發言的空間，為何身在台灣∕永和的女性，卻還沒有機會普遍認識女性的創作角色與藝術歷史？倘使學術界對於女性藝術的研究還得耗費多年才能佔有一席之地，毫無疑問民間更應主動逸離學院的常軌，率先在社區作更前導的嘗試與實踐。
過去傳統刻意保留給女性的家政、手工藝及業餘畫家、素人畫家等奇怪的名目和領域，女性似乎應該就此感到完全地滿足，但這只是一個充滿歧視的安排與假象；這塊被男性父權體制所樂於割讓的領土，說穿了只是一片無人在意的荒蕪廢墟，男性藝術家汲汲營營努力開拓的疆域還是嚴密地層層封鎖住，女性根本被排拒在一本厚厚的藝術史之外，女性的思想能力不被看見，女性的藝術才能與創造力也不被重視。在這樣一個不平等的藝術國度，我期待為所有的平凡女性找到一個較為公平的未來，讓更多的女性發現原來「美術課」可以有前所未有的樂趣，讓女性朋友明白為什麼歷史上總是沒有偉大的女性畢卡索、達文西，或者為什麼莎士比亞的妹妹永遠不可能成為莎士比亞，原因並不是女性不夠偉大，而是女性從未擁有成為偉大人物的社會與經濟條件，女性的思考能力與創造力往往都在家庭、婚姻、子女的社會責任裡犧牲殆盡。重點不是女人不夠聰明，而是她們總被主流價值教養成要努力作一個沒有才識的可愛女人。

上課了，是更多困難的開始
想要讓女性藝術博得本地女性的青睞，遠比想像中更為困難。幾乎所有聽過西方偉大藝術家名號的人，認識的總是一些耳熟能詳的男性作者，沒有真正走訪過世界知名美術館，也在報章雜誌上看過名畫複製品，或多或少都叫得出幾個大師名字。但問題就在於，我在課表上列出的不乏知名度低、沒沒無聞的女性，很容易讓人產生陌生感與距離。即便是曾經習畫一段時間的學員，也對我表示課程中列舉的幾位女性她從未聽過，更不知道坊間已出版那麼多關於女性藝術的書籍。這對於普遍將藝術視為高雅之事的人來說，確實是一項艱鉅的挑戰。
然而，我其實更想顛覆的是一般女性對「女性藝術家」的看法。因為連身為女性的朋友也都很難承認、或者甚而去相信女性的藝術成就確實足以與男性匹敵，更遑論有可能超越或凌駕於男性之上。既然已抱定這樣的信念，我便無所謂課程中提出的女性藝術家是否具有足夠的知名度，或者擔心是否過於冷門、難以親近等等，我只希望將藝術史中的傑出女性都列舉出來，並且包括那些惹人爭議的、挑戰傳統價值與權威的、刻意挑釁正統男性觀點的、被保守藝術史學者所忽略的女性創作者，試圖在課堂上還給她們一個公道。

女性的不存在證明了她們的隱形存在
授課主題中，十九世紀以後的一些知名西方女藝術家如卡蜜兒•克勞岱爾(Camille Claudel)、喬琪亞•歐姬芙(Georgia O’Keeffe)及芙列達•卡蘿(Frida Kahlo)等人，多半都有充裕的傳記或改編電影可以作為輔助教材。但除開這些稍微耳熟能詳、足堪辨識的藝術家之外，我仍然選擇了某些較激進、不知名的女性，如美國女性前衛運動者茱蒂•芝加哥（Judy Chicago），甚至把法國印象派大將馬內的名畫「奧林匹亞」中的女模特兒維多利安•莫涵(Victorine Meurent)也搬進課室。
在這堂討論莫涵的課上，其實非常困難，因為這位身兼模特兒的女畫家根本沒有任何作品留存，直到晚近才因著女性藝術史學者的追根究底而翻查出她隱而未現的身世。於是我們只能在課堂上放映馬內以她為模特兒所繪的數幅知名人像畫來認識這位女性（幸運地還有一本論及她過往生平的中譯專書《化名奧林匹亞》可供作閱讀文本），我因此試著從女性過去創作與生活歷史的「不存在」，間接地證明女性長久以來被忽略的「隱形存在」的命運。

藝術家與平凡女性的對話
我以近代西方女性藝術歷史作為課程主軸，其間並且穿插三堂的創作課：(1)童年∕家庭；(2)傷痛∕記憶；(3)夢想∕解放。帶入這三個主題，為的是要促成女性藝術家與平凡女性之間的私密對話，課程的最終目的並非要讓人學會「如何欣賞」女性藝術，而是希望刺激所有女性的潛在爆發力與創作慾望，讓更多的女人看見自己不自覺、受限的社會處境，以及往往因為性別所帶來的壓抑與束縛。並且企圖讓學員們正視女性的藝術成就，發現女性創作者背後的資源匱乏與學習挫折，繼而能夠勇敢地面對和挑戰或許不見得更為美好的未來。倘若過去的教育都教導我們要努力作個好女孩、乖女孩，也許我們同時也可以接納或者鼓勵自己大膽地作個別人眼中的壞女孩。這個壞女孩不見得是要破壞、顛覆社會既有的秩序，但至少可以尋求一個更公平的對話空間，爭取更對等的表述權力和創作條件。很多人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但也許另一個事實真相是：每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隱藏著無數被禁錮的不自由女人。
最終，我只想傳達一個訊息：女性必須走到畫布的另一端，拿起畫筆，揹起相機，擺脫那個藝術家情人的角色，揭穿女神維納斯的美麗神話，走出家門去上課。社區大學給予學院以外的另一種學習選擇，其實也等於為女性造就了另一種解放的機會，所有在這門課裡實踐的教學內容與授課方式，既是對學術傳統的冒犯，也是對性別禁忌的逾越與抵抗。

上課前講師的焦慮與出神狀態
面對一群毫不熟識的成年女子，我的女性藝術課程上得既忐忑又勇敢。從初擬課程大綱到蒐集資料、課前閱讀、苦思、焦慮、製作幻燈、跑沖印店、影印講義，這一路下來只感覺每次上課都像準備大考似的整個人虛脫。也許旁人看了會百思不解，何苦老師需要這樣承受教學的折磨，又為何為了這僅僅十來個人搞得像是預備論文口試，我想我自己也無法細說其中的複雜思慮。如此的焦躁狀態其實持續地發生在每一個學期、每一次嘗試新的課程主題，我不斷地逼迫自己去面對最為難、也最沒把握的局面，只是試著將講師與學生角色互相置換；唯有讓自己站在最容易暴露缺點的位置，才有可能看見女性與弱勢邊緣者的真實處境，我始終這麼認為。
從課程進行開始，我即小心緩慢地藉由許多知名或不知名的藝術作品來認識我的班上學員。之所以小心緩慢，為的是要更細緻地理解每一個人的特殊質地，不願在還不清楚的狀況下就意外冒犯了任何一個脆弱的「我」--常常一不留神就隱匿不見的「自己」。也許在更大的班級根本不可能做到這點，但我總以為社大給我最大的挑戰與最好的機會就是--永遠也無法徹底掌握的學員，因為每個人過去的學習背景與社會經歷都是隱含未知的，除非你費心費時地去跨越人際間的疏離，才能真正認識到學員的日常生活實貌和毫無掩飾的內在想法，而我總把這件事視作教學裡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

自我與她∕他者的異質碰撞
透過每個人所使用的辭彙與面對群體的態度，我默默觀察她們可能的潛在屬性，我私心期待一開始就能建立的姐妹情誼般的親密感其實並不存在，反而呈現更多的是對自我形象的詮釋與塑造。有些人比較放鬆、有安全感，有些人明顯地辭不達意。我則是毫無例外地為了免除自己上第一堂課的焦慮而極盡幽默、玩笑，希望化解陌生的尷尬，也同時化解自己明知無法取悅滿足所有人卻仍賣力演出的教學迷思。經過粗略的口語溝通後，似乎大家都比較可以安穩地坐在自己早已選定的位置，繼續下面預期要進行的兩小時課程。第一堂課的恐懼，我相信許多社大講師應該都面臨過。仔細深究，究竟為何而焦慮呢？我的原因不外乎是對自己身分感到不安，對於即將討論的課程主題並非全知全能，深怕拆穿講師面具背後的真相。而其實明明知道有非常大的機會遇到自己回答不出的問題。
作為一名講師，我試圖模糊、逾越或置換與學員之間的角色，其實也即是試著更感同身受女性在社會裡扮演的「她者」位置，以及女性藝術家在藝術史上無可避免的邊陲身世。當我摘下講師篤定、不可撼動的權威面具，同時希望其他的女性學員可以由此察覺出沒有任何一個權力擁有者應該是永恆的運轉核心。相對於每一個自我，所有的人都成為她∕他者；相對於處在絕對優勢的男性，所有的女性都是她者；相對於上層，下層永遠是最忠實的他者。身為多數時候都得扮演「她者」角色的女人，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實生活中都常常被迫接受自己的差別待遇，甚至忘了自己也有可能、或者必然如此地也是一個「自我」。我想要喚起這個輕易就模糊、擦拭掉的薄弱意識，不僅是讓學員們獲得解禁的紓解，也希望讓自己從中剝開尚未完全卸除的「知識菁英」習慣模式，認同生活裡與自己經驗殊異的「陌生人」，學習更誠實地面對一個永遠不可能平衡的權力擺盪。

一場交錯行進的性別辯證
班上有四十歲的家庭主婦和老闆娘、二十至三十歲之間的上班族女性、退休的國中老師、待業中的社會游離份子，以及唯一的一位中年男性。有些人學習美術已久，有些則從來沒有接觸過藝術創作，就這樣的組合來說，超乎我原先對同質性的預期，也因此增加了上課的困難度。
男性的出現就讓我在觀點的陳述上遇到一些掙扎，擔心原本期待可以出現更深層私密的女性對話會因此受到阻礙。但當確知課堂成員已經底定後，我便決定在這個多數由女性組成的群體中以「他者」的角色來提供這位男性另一種思考觀點，使他親身經歷主客易位的角色扮演。因此每當課程帶到尖銳激進的女性主義思潮時，我總會特別關注到他的反應，並且請他坦白提出任何駁斥或疑問。記得有一次，班上討論到全職家庭主婦與職業婦女之間的差異，以及分別會遭遇如何的困難時，每位女性學員都提出各自面臨的問題與現實處境，彼此交換切身經歷的心得，此時唯一的男性學員也樂於提供他妻子的狀況和他們家庭分工的情形，他因此感到更多的認同與歸屬。但當處理到女性身體與男性凝視的主題時，無可避免地他也立即成為可供參考的男性意見，雖有些微尷尬，但在不帶太多逼迫的氛圍下似乎仍可自由言說。

中年女子的生命絮語
除此之外，班上猶如一齣映照現實生命的女性情境劇。

M的故事
M，一位從小就立志要成為藝術家的中年女性，如今留在她身上的卻是孤傲與冷寂。課程進行之間，她屢次因為女藝術家的生平遭遇而落淚，或者在繪畫自己童年與回溯記憶的當下，忍不住離座飲泣。慢慢與群體建立信任關係後，她與同學們分享因為憂鬱症而長期服藥的身體狀況，她也勇敢地控訴對她傷害至深的原生家庭，那個她幾乎再也不想返回的地方。她努力創作，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無可取代的獨特存在。每次談到藝術史上一些專有名詞、思潮流派，她總是勤作筆記，唯恐遺漏任何與藝術相關的重要細節。她在意與創作有關的一切，而且總是最早到課室的那個人。
有一堂課我們玩即興創作，試著從不同節奏、旋律的音樂隨意畫出不同的色彩、線條和造型。意外地，她在我一進教室時即告訴我：「今天要畫的主題我都已經事先在家畫好了。我畫畫一定要打草稿，所以待會兒我只會從草稿再作一些延伸，不過基本結構都已經完成了。」我除了驚訝之外，其實有著更多的不忍。我看到她想要掌控生活裡所有可能產生變數的強烈慾望，而我則十分清楚生命裡根本沒有任何事情真的能夠掌握得住。她的不服輸、不願放鬆遊戲、甚至不肯犯錯的心態，真的太沉重。有一次她談到自己的婚姻，眼底透露出一絲陰沉，但仍然強調兒女就像她的天使，是上帝給她的最好的禮物；我頓時意識到她仍然想給出一個最正確無誤、最合適的答案，然而之於生命這卻是不可能。她的矜持與嚴守分際，隱約地指涉了她在過去家庭裡所承受的壓迫和禁錮，而勢必得終其一生努力地去駁斥這個定義，甚且無法確定是否真的能夠抵抗成功。而我，始終相信這樣的費力是不得不的過程。

H的故事
H，永遠安靜地坐在教室邊緣的角落，看似安然自若的退休生活，其實充滿了驚嘆與冒險。很難讓她開口說話，我不斷鼓勵、或者指定輪流，總能聽見她最後吐出的一點點想法。她的內斂拘謹，同樣反映了她在原生家庭裡習慣被忽略的位置，不需要發表太多意見、沒有太出眾的外表和才能，也不是全家最重要的核心焦點。也許多數人都有過同樣的處境，在沒有受到太多關注的環境裡度過自己平凡的童年和青春，慢慢地習慣接收自己不甚重要且不太出色的生命，似乎也並不怎麼糟糕。然而我看見那樣的忽視所帶來的戕害，對於原本可以更勇敢強壯的每個人是怎樣的一種不公平待遇。
曾經她在我的攝影課上作出一組令人撼動的自拍照，處理的主題則是她從小持續到現在的心靈恐懼—夢魘。這個主題讓我驚訝，也不免給予更多的關注。幽暗的傷痛可以停留很久很久，直到我們很老很老的時候，可能還會驀然想起。H願意誠實面對自己的惡夢，甚至將它轉化為超現實般的幽默與譏諷，似乎也透露出她嘗試超越夢魘的除魅行動。一方面我驚異於她影像的觸目驚心，一方面也樂於看到她直接大膽的勇氣。從她的創作裡，讓我更認識到她並不被動退卻的人格特質，並且相信她在步入中年後還有再次成熟、長大的可能。甚而也許，她還可以再重新經歷一次解放的童年，以及那來不及盡興享受的叛逆青春期。

S的故事
S，標準的全職家庭主婦。看著她平凡中年女子的模樣，有著素樸的容顏、和悅的性情，不清楚她究竟想在這堂課上獲得什麼。然而我開始對她印象深刻，是在一次介紹到寫實主義風格時，我將法國畫家庫爾貝（Gustave Courbet）的名作《浴女》拿來作為女性裸體美學標準轉變的範例，當時詢問同學們對這幅畫的看法，是否認同這件作品中所描繪的女性身體？全班鴉雀無聲，想必他們心裡正狐疑著：老師為何拿出如此醜陋的癡肥女子讓我們欣賞，究竟希望我們說些什麼呢？此時S大方地開口：「我覺得這樣的身體很可愛，也很真實，她讓我聯想到我婆婆！」全班哄堂大笑，卻也因為她的誠實化解了課堂上僵持不下的猶豫。
我逐漸意識到她雖則單純卻心思細密之處，當年二十出頭、戀愛兩次即步入禮堂，老公體貼、婆婆疼愛，兒女皆乖巧懂事，看似一幅平凡美滿的人生圖景。然而，她還需索些什麼呢？她說年輕時最大的心願即是結婚、生子，專心作一個純然的家庭主婦，多年後的今天，她的心願已全部達成。於是我問她：那麼下一個四十年，你的心願是什麼？還有其他的夢想嗎？她確實認真地思索了這個問題，但沒有立即回答。學期最後一堂課，她才問我當時為何這樣提問？我說，如果人生第一個階段的夢想都已經做到了，可是未來還有好長的路要走，如果有新的願望要去實現，不是會比較有趣嗎？前些年因為先生身體出狀況，她誤以為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已經過完了，心情陷入極度沮喪，幸好後來度過難關。現在他們夫妻兩人輪流到社區大學上課，在工作之餘仍希望給自己進步的空間。
對於這樣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我其實給予同等的敬意和機會，並不因為他們似乎是社群裡最保守小心的階層而漠視輕忽，事實上，他們未嘗不可能轉變為激進的改革者，或者樂意成為積極的行動者。在一次社大公共論壇談體罰的辯論會上，S代表我們班上台表達意見，從她親身教養子女及日常生活的經驗出發，不僅看見她對於體罰這件事的真切感受，使她的說法更具有說服性，也讓她從中獲得了難得的社群參與感。

我們還要繼續尚未寫完的女性歷史
藉由不同歷史時期的女藝術家單元，我既想處理時代與社會裡的公眾議題，也企圖偷渡、勾引出每個女性學員個人的生命歷史經驗。採用有爭議性的討論素材、觀看可自由聯想的傳記影片、閱讀女藝術家在六0年代的抗爭自傳，都是為了從各種角度切入我想挑起的禁忌話題。這些話題並不只關乎看似表面的情慾、解放、裸體、性等等，內面裡更深層的東西反而是非常不挑釁、也不悖德的。每個平凡女子所能過的生活其實非常有限，大家所能真實感同身受的也並不那麼巨大，但仍有一點卻絕對可貴，那就是找到自己最私密的痛處，藉由他人或社會議題的討論、表述，促成一種真實的反省。
突破生命的過程是痛苦的，猶如女性的分娩。當茱蒂•芝加哥的「生殖系列」繪畫放映出來時，畫面上那股撕裂的痛楚，恐怕只有生育過的女性才能切身感受得到。而這樣的圖像確實是採取「女性經驗」觀點，藝術家試圖在她的作品裡建構出女性主體的認同，即使所有的人都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繪畫並不「美麗」，也不能讓人產生「昇華與淨化」的作用；也就是說，高級藝術所企圖達到「萃取人生的重要片刻」的迷思完全趨近瓦解，女性破除了男性史家細心打造的美學傳統，從字面上來說，即是「冒瀆」。
學期結束了，我們還在聯絡著。G對我說下學期還要繼續；L問我，不會攝影是否可以上下學期的課；H持續參加攝影社團的聚會，偶爾告訴我她家裡的種種；P的憂鬱症又復發，電話向我求助；M搬家後，自此斷了消息……。我的心裡始終懸念著這些姊姊妹妹們，雖然，我也從不想將課程延伸為心靈成長團體。
這些屬於課程以外的生活，其實遠比她們在課堂上所學習的內容更為重要。講師不見得能夠扮演適切的心理諮商，但也許可以是一個引路的人。
此刻，當我緩緩走過永和的街道巷弄，心裡感覺到一股無可名狀的安適，這是讓人滿意的社區所能提供居民的最小值。然而對於一個女性，這會是多麼重要的穩定力量—感覺安全、不被壓迫和侵犯。雖然，我仍不免想起M就在學校不遠處曾經遭遇搶劫，相信社區裡仍隱藏著種種惡行；但當我意識到自己與一群社區姊妹形成一個女性網絡後，我才隱約察覺出女性的群體意識是什麼，女性所能夠藉由社群和團體促成的氛圍是什麼。它是那麼微藐，卻是如此必要。

影像的憂鬱本質

永恆，還是死亡
一張照片，揭示出什麼訊息？整個宇宙，一株花朵，或者什麼都不曾表露？
我們太容易相信影像的真實性，以為映像比現實還要真實。
在鏡頭框限的世界裡，人生一再地被複製，大量地複製，因此毫無疑義地成為無所不在的事實。影像混淆了我們看世界的觀點，重塑了生存的基礎，甚至改寫我們的畢生信仰。
至此，文字和歷史都只好安靜退位，一切都歸諸於眼見為憑。

然而，故事的真相是什麼？是眼睛所見的現實樣貌，還是記憶的視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明室》一書囈語般地敘述他對已逝母親影像的追索，記憶時遠時近地飄忽游移，幾乎無法在任何一個定點停駐。他因此思索：人的本質是否可能藉由一張照片顯現？照片裡的人物，總是似她又不似她，甚且幾幾乎是她了，然而仍舊不是她。當我們對著一張照片說：「呀，這幾乎是她！」其實遠比說「這根本不是她！」來得更教人傷感。

在母親的兒時照片裡，巴特終於找到他所熟悉的母親。「……我終於尋回了母親。她那純淨的臉蛋，天真的手勢，柔順地站在她的位置，既不自炫也不躲掩。……我看到的是直接而恆久地塑成她生命本質的善良……」唯有這一次，他確切相信見到了記憶裡的她；這個真實的她，竟是他從未親眼見過的五歲時的她。攝影的奇詭和荒誕，顯然無法在淺白的影像裡得到完整的解答。而我們不免追問：究竟死去的是作者母親影像的真實，還是記憶的真實？

自己，亦或他者
面對著攝影機，所有的主體都成了客體。觀景窗中的人不再有自主性，只能被動地任憑鏡頭與操持相機的人隨意擺弄；被動地、疑慮地、偽裝地「模仿」自己，自己已然成為永恆的他者。「……攝影自作聰明，判決我始終得具有某種表情，我的身子永遠找不到其零度……」巴特隱約流露出他的慨歎，即使順應社會的遊戲規則，他仍然在攝影的儀式中感受到自己的死亡。「我經歷了一次死亡的微縮經驗：我真的變成了幽靈。」當影像不斷地被媒體印刷複製，並且在各式各樣的篇章題材裡反覆裁切、引用時，被攝者的主觀詮釋權早已喪失殆盡，剩下的只是粗劣的印刷色澤，以及編者自說自話的文字圖說罷了。

他日，當陌生的他者遇見自己，恐怕也要翻臉不認吧。最後存活於歷史中的那個「人」，不再是曾經活過的那個人，而是儲存於檔案資料中的人的「影像」。影像讓已活與未活者共謀相信事件真實發生過，也提供未來賴以生存的可靠依據。在影像大量複製的年代裡，也許影像的光輝終將遮蔽個體原本的模糊黯淡，至於誰才是存在的主體或主角，已經不再重要。

觀看的模糊慾望——異想一種影像的壞美學

本來，事情是這樣的。我遊戲、偷窺
之於我，觀看很像是一次遊戲的旅行。偷窺、遐想。潛入、游離。行李還未準備妥當，就匆匆上路了。然後是一連串的意外、波折，偶爾風雨，偶爾晴天；詭譎莫測。很少一開始就清楚旅途的目的地，只是任由觀看的影像隨意誘引，推開層層路障，躑躅遲疑地尋找沒有方位的地標，然後突然有了線索，漫無頭緒的故事逐漸拼組完成，所有莫名所以的激動∕困厄∕焦慮都豁然排除……然後，嗯，好像比較明白自己感動的是什麼；然後，好像跟影像∕敘事的本質更靠近了一點。

憶起第一次拿攝影機的情狀。慎重地舉起機器，注視著觀景窗，整個世界變成一個長方形的框框。鏡頭對準前方的樹…轉向天空…，移至河水…路上的小貓、碎石子，等等，還有路上的雪痕、人走過的鞋印……，那裡…樹皮的紋路，斑駁的牆面，烏鴉…盤旋在上空……。真是奇妙的視覺印象；我這樣讚嘆著（在當時）。如此的驚喜，久而久之淡漠了許多，鏡頭移動得更為流暢，俯角、仰角，拉近、推遠，保持平衡，不晃動。人與攝影機的初次接觸，犯了許多的錯，卻也意外促成再難尋回的怦然心動。後來，好多失誤的畫面都被剪掉了，無意義的影像多半刪除，拍壞的帶子拿來一用再用，偶爾不小心從前一次拍攝和後一次拍攝之間殘留的零碎畫面裡，看到某些有趣的影像，心裡卻還揣度著：那時候拍的是什麼呢？

後來，事情變得有些不一樣
觀看的審美習性限制了我的想像。有時不免挑剔，體內的專業本能忍不住想要批評、分析，甚至氣急地呲牙咧嘴。看的經驗越多，往往益感迷惘，究竟自己譏嘲的是什麼、狂喜的又是什麼，委實已經甚難分辨。而在這影像競相排擠的年代，越來越多的影像消逝不見了，沒有足夠充裕的時間觀看，誰還顧得了誰的影像有沒有得到安靜觀看的對待？誰又理會誰的故事有沒有真的被聽懂？

日子越過越短，影像也越來越精準無誤。慢慢地，拿攝影機的動力消失泰半，觀看的慾望也日漸侵噬。距離當時用影像紀錄生活、窺看世界的年月，不知不覺已走了好遠。而我不禁在想，是什麼原因讓我不再好奇影像國度裡發生了什麼事？為何不再有旅行尋找的慾望？想必有些說不清楚的迷人誘因不見了，某些迂迴複雜的動機失去了，吸引我陷入其中無可自拔的愛戀情愫隱匿無蹤了。偶爾，我仍不免癡心想著昔日初戀的她，悄悄追索尋覓，暗忖是否能再一次經歷神秘的碰撞，引我回到那個慌亂卻幸福、狂喜的「觀看」狀態，一種純粹、不被干擾的天真注視。

祝福你，祝福我。她們
意外地，我看到了《祝福》。日本片，不是我鍾意的風格，主觀地我已抱持某些偏見，但也就這樣觀看下去。水族館裡游動的魚、交疊撫觸的女體、女人哼唱的歌聲、黑白老照片，電影開始即布滿迷離的氣氛。不明究理，我卻彷彿催眠般地，整個人都捲了進去。心裡想著：說話的人是誰？是誰的手？誰的身體？影片幾乎沒有襯底音樂，每一種聲響都顯得異常清晰。作者略嫌沙啞的音質，並不妨礙我進入她聲音裡的情緒；不見人影，只窺見鞋子的一角；晃動不穩的攝影機，形構出異於專業標準的影像秩序；跳躍、不連貫的剪接，透露出作者根本無視於既有的遊戲規則。或者，她是不懂得怎麼按照規則說故事吧。她可能完全不嫺熟影像的語法和美學，甚且連攝影機都拿不穩，然而她該怎麼做呢？放棄拍攝？還是跳脫框限，堅持自己不被信賴的觀看方式和拙劣手法？她顯然只能有一種選擇；別無選擇。

邊走邊看，攝影機的運動引領我跟著導演的眼睛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走過這條街，停，回頭…好，繼續往前。就這樣，我竟未意識到畫面的來回搖晃，我一路跟著導演的眼睛注視周遭的一切，看，前面這排房子，左邊…右邊…，有一扇窗，看不清楚，有點模糊…進去一點，對焦，呀，看到了，原來是一隻貓。手拿攝影機的記憶全又跑了回來，熟悉得連機器的重量幾乎都能感受得到。我為此感到異樣著迷。

鏡頭經常不小心就讓拍攝對象出了鏡，導演也任由攝影機在那兒擱著，逕自拍了許多無謂的畫面；只有受訪者臉的一側，下巴、衣擺或垂下的手。過往行人來來去去，毫無緣由地穿梭而過。鞋子踏過路面、腳踏車緩緩騎行，時而出聲，時而寂靜。整部紀錄片最耐人尋味的部分，大約就是奇妙的聲響交錯吧。非慣用的剪接技巧，一會兒淡出全黑，一會兒淡出全白，更似乎全憑作者的自由想像。

紀錄片究竟該如何忠實地陳述？她可不可以成為一種表演，一種主觀的詮釋和創作？越來越繁複的敘事類型，彼此互為影響，徹底改變了過去不可撼動的拍攝倫理。所謂的實驗短片、前衛電影、紀錄片、劇情片，好像都不再有嚴格的界分，觀者也越來越難一眼洞穿電影裡隱存的訊息，往往需要一再確認，才能約略知悉創作者背後的意圖。像《祝福》這樣一部紀錄片，揀選的影像片段雖看似粗糙，卻都意味深長，導演刻意剪進女體愛撫的意象，跳脫線性的敘事時間，儼然成為一個暗示，一則飽滿的隱喻。

Chico & Mary，她和她的故事
女女相愛的故事到處都有，從何說起卻是敘述的關鍵。作者借用了好多看似無關的事物：身著黑衣走過街頭的女子、路旁嬉戲玩耍的貓兒，還有影片中受訪女士養的Chico & Mary――兩隻流浪小母貓，在在都提醒觀者女與女的親密關係。並未清楚地指涉，但僅僅是對焦這個動作，即宛如放大鏡般地讓人定睛細察。不欲澄清，又想誠實；試圖隱誨，又急著揭露。前前後後、反反覆覆，作者一層層剝開的是女性身體的蒼涼和悲愴，好似情色窺淫，一回身又是青春紅顏至死不渝。囈語般的獨白拉遠了身體演出的距離，《何日君再來》的幽婉歌聲更讓自虐式的高潮頹然瓦解。我跟著攝影機一起偷窺，忐忑不安，然而終究我窺見了什麼？凌虐的快感？還是不自覺地也經歷了一場鞭撻？

清簡乾淨的影片裡，突兀地出現了一齣性虐秀，拍攝者想要煽情地引誘觀者，或者只是想冷靜陳述，讓身體的歸身體，靈魂的歸靈魂？大塊鋪陳的感官表演，將之前所有的溫柔情愫一股腦兒推向慾望的深淵，醜惡的遐思撩撥著無名蠢動，作為私密觀看者的我心底湧起無數的告解，然而其實並不明白企圖獲得的是什麼樣的救贖。

說完了。電影的終場，異想的開始
兩名女子不厭其煩地尋找昔日舊宅，往返打探兩位年老女子的行蹤下落。多麼平淡的故事呀！叨叨絮絮、節奏緩慢，多數時間都花在走路、乘車，每一個片段都彷彿重現了她們經歷的每一個真實片刻，儘管缺乏直指核心的精準影像，卻也不顯冗長。一個不小心，故事竟然結束了，就那樣突然地。

不明所以，我沉迷在說穿了似乎根本拍不好的電影故事裡。我忘了她是一部紀錄片，忘了問創作者究竟追蹤到了什麼，也一點都不在意最後的結局。如此誠實暴露缺點、甚至把生澀視作自然的一部電影，成為我觀影經驗中難以歸類、無法解讀的記憶。看過一遍，好像還說不清楚為何印象殊異；再看一次，奇怪，還是無法描述；快轉、回片，定格靜想，只不過將粗拙的部分看得更明顯罷了。然而無從辯解的是，觀看的慾望始終模糊，呈現出隨時準備離異的態勢。我不免為這難得的暢快暗自竊喜，當然，也意識到這整件事或許只是一次荒唐的異想。

反攝影;游移攝影

對我而言，攝影從來不是單純處理美的事物或結構美的圖像；
攝影其實是非常反映社會現實的、非常表露時代氛圍的；非常具有煽動與顛覆性的。
攝影可以是社會革命，也可以極度政治。


在永和社大開授的《攝影美學》及《攝影觀點》，其實是內容相仿的一門課。在這裡，我大膽地把自己放在一個「靠近」專家的權威位置，並且試著用「美學」二字來誘惑那些想親近影像藝術的人，其實是想在文字遊戲和課程主題的縫隙中夾帶一些批判觀點；或者說，試著讓「美」這個字變得比較「不美」，讓美有更多種表述的可能。

奇怪的台灣攝影現象
談到攝影，很多人都會立刻覺得認同，感覺「攝影」二字似乎很有學問的樣子。或者，聽說你在教攝影，馬上流露出崇拜的表情，然後提出一堆有關怎麼拍照、用什麼底片、光圈多少、快門多少的問題。而我每每遇到這樣的情況，總是一臉尷尬，久而久之也就學會一套說法—我教的攝影跟你想的不一樣，我對技術問題並不那麼了解，也稱不上是專家。於是接下來就換成對方滿臉抱歉，只好顧左右而言他，將話題草草結束。

那麼究竟他們真實想知道的是什麼呢？他們心裡所認定的「攝影」，又是怎樣的一種專門技術？假使影像已經是這個時代裡如此普遍存在的一種媒介形式，為何人們還會覺得自己絕無可能達到專家的水準？也就是說：就算我會拍照，我還是不懂攝影，我還是不會拍照！這個結論果真十分弔詭。

根據我的推測，事情應該是這樣的。許多人喜歡攝影，可是不相信自己懂得攝影的專門技術，更深信攝影傑作應該符合某種既定的類型，因此始終把自己界定在「外行」、「業餘愛好」的範圍。直到有一天，參加了業餘攝影的同好會，開始逐日添購更昂貴、更專業的器材配備，擁有更多的外拍經驗、走過更多的拍攝景點與累積足夠的年資後，突然躍身一變成為「專家」的角色。而一旦被這個光環籠罩之後，台灣攝影界的大頭症便會在這些人身上發酵，於是建構成一個越來越封閉的同仁體系，信仰圈內人的美學觀與拍攝傳統，使用圈內人的行話，排擠任何新的元素、觀點和創作模式。於是越來越保守，越來越排外，越來越不理會世界各地同時發生的影像思潮。他們是如此勤於鞏固一種自我耽溺、英雄氣息的攝影姿態。

誤闖男性中心的專家領域
因此，要在一向高舉技術取向的台灣攝影氛圍裡開一門「攝影課」，心裡清楚知道必定會遭逢前所未有的挑戰。怎麼可能？連我自己都不禁要如此疑問，這樣一個長時期被男性與專家壟斷的「玩相機」文化，確實甚難容許「異鄉人」（outsider）隨意闖入，尤其這個異鄉人還是個年輕女性，恐怕更是莫大的冒犯。而我，當然甚為清楚這點。

想起最初開始拿相機的經驗，也是透過大學時期一位男性友人的帶領，跑到台北車站漢口街去打探關於相機的消息，生怕被店家老闆識破我是個「門外漢」，因此而多賺我的錢。於是就在這位當時已堪稱為識途老馬的前輩偕同下，我購買了生平第一台相機—Nikon FM2，這台陪我走過十數個年頭、只小小送修過一次的耐操相機。當時之於我，她就像是一個神奇的黑盒子，彷彿透過這個黑色水晶球便可以窺見我那即將掌握的影像未來；同時也由於她的昂貴（對當時的我來說），我小心翼翼地隨時將她用揹帶掛在脖子上，怎麼也不肯離身。這段採買、打探行情、找前輩領路的過程，其實正是台灣攝影文化難以破除的一種迷思--不經過行家領進門，不透過神秘的入會儀式，就休想跨進攝影的門檻。所以呢，從此這個行業與領域，便彷彿是貼有品牌標籤的認證標誌，並且因此而形成一些古怪奇特的「行規」，將攝影圈保守而封閉地壟斷下來。

然而一旦我拿到了相機，學會如何在其中安置底片、測光、按快門之後，一切即大勢底定，我幾乎再也不需要任何名師的指點與教導，攝影其實是最快速易學的一種創作方式，幾乎是你會看、就會拍了。拍得好不好、曝光正確與否，只要持續調整，通常都會找到解決失敗和疑難的辦法。到底攝影有什麼大了不起的艱難呢？除了攝影圈一味鞏固傳統的美學風格和標榜大師傳承之外，真的沒有任何深奧之處。當然，我這樣的說法是會被駁斥的，長期在台灣鑽研攝影的人士絕對不會同意，他們花費大半輩子、耗資多則數十萬或更高價值投注在所謂的「攝影術」上，你如何能輕易否定掉她是一種高難度的「技術」？更何況還有攝影學會的保護傘予以加持認證，攝影豈是凡夫俗子得以輕易進入的殿堂？攝影必須是困難的、繁複操作的、精密教導的、不可出錯的，否則，攝影將會不堪一擊。

我只想改寫另一則影像神話
站在攝影講師的位置，圖的只是一種方便，讓同學相信我是有資格教學的、有專業能力給予批評指教的。否則，在這樣一個相信權威的領域，如何說服、刺激、甚而改變學習者的觀念與態度？但最終我想我真實在意的，只是希望攝影在台灣有更多種前行的路徑，為想學攝影的人尋找更多種可供參考的對象與類型，並且因此創造出更有想像力的拍攝手法與詮釋觀點。不管是依循郎靜山先生的美學傳統，模仿安塞爾•亞當斯（Ansel Adams）的狀闊風景，或者追隨早期《人間》雜誌的人文紀實風格，看起來都比較像是一種模仿，而非創作。在一個封閉的體系裡，一旦建立起主流風格，就會很難再去破壞或者建造一個新的潮流。

當我面對大部分喜歡攝影的人那樣急於提出如何拍照、如何審美這樣的疑問時，心裡是隱藏著憂慮的。創作實在沒有一定得如何、才能如何的解答，創作是那樣新鮮、豪無既定法則的東西，她的樂趣之所以如此巨大且無可取代，正因為她是如此地混亂脫序與漫無章法。也許很多人拍攝出非常類似的照片，但很可能製作過程卻完全不同，遭遇的拍攝條件也各有差異，每個拍攝者必須自己去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及克服困難的技巧。每一張照片背後，覆蓋著的都是不一樣的故事。即使你去到同一個地方、站在同一個角度位置，有著完全相同的天候、光線，你還是很難拍到一張完全相同的照片；除非你想要複製一張照片，但即便如此，恐怕都還很難如願以償，因為連沖印店的藥水、色彩設定和印製操作都有可能產生些微的不同。在影像大量複製的年代，完全真實的複製其實是做不到的。

難以滿足的求知若渴與錯誤期待
那麼，在這樣一門簡單的攝影課裡，我可以給予些什麼呢？或者說得更清楚些，我可以挑戰些什麼？於是我從歷史、思潮出發，然後希望可以繞回到創作。這條路看起來有些奇怪，但我在社大的課程始終想要達成這個目標；之所以如此，出於我認為創作很難具體地教導，更別說面對了一群多數是男性的成年人族群，光是要讓他們看待攝影的方式改變，就是一件天大的難事。當我在課堂上放映許多黑白經典照片時，同學們鴉雀無聲。起初我以為這只是大家初次上課的陌生與矜持，話不多似是尋常。等到後幾堂課仍是如此，每個人臉上露出嚴肅認真的表情、卻總是啞口無言，我便知道事態嚴重。經過詢問與討論，我才漸漸明白原因出在影像是「黑白」的，這與多數人的拍攝習慣有所出入，畢竟大家經常接觸的攝影雜誌或一般的生活旅遊照都是「彩色」的，他們不明白為何上攝影課卻要觀看一些根本「拍得不怎麼樣的」黑白照片。

另外一層困難，則是來自於想要學到一種「判別好壞」的專門技術。學員們對我有著崇高的期待，然而最終他們只能發現這是一個永遠無法滿足的錯誤期待。因此有些人第二堂課就走了，或者有人第三堂課不再出席，有些人到了學期中途便敗興而歸。我其實甚感遺憾和抱歉，因為心裡總想著還有機會，於是並不急於快快告訴他們答案和謎底是什麼；我總以為--時間和等待是必要的。

從出生到死亡的偽裝儀式
如果可以耐著性子，他們將一路穿過生活快照、家庭照片、旅遊攝影，慢慢邁入紀實攝影、直接攝影、觀念攝影等更多重繁複的影像類型。他們會從自己小時候的出生照片、畢業照、大頭照、證件照、結婚照等等觀察出影像的「儀式性」，繼而發現雜誌媒體所披露的各式美麗照片只是為了塑造統一、集體的生活記憶，甚至因為媒體影像的大量流通與傳布，讓我們誤以為影像裡的真實即是我們活著的真實。而最大的弔詭是新聞傳播的影像已經「創造」了我們的「歷史」，最初人們如此信賴的影像紀實功能早已幾經改寫、不復存在了。然而，若要因為認識到影像的虛擬特質而絕望或放棄拍攝，其實也是大可不必，因為每個時代都在尋找新的權力工具、新的破壞媒材，如此而達到某種微妙的恐怖平衡。

最後呢，也許他們可以找到（或歸納出）一種屬於自己的拍攝想法。她∕他可能會不太有把握地悄悄嘗試拍出一點好像並不太令人激賞、不被朋友稱讚的照片，心虛地拿到課堂上展出，結果竟不明所以地獲得講師的極盡讚美。我知道許多人上這們攝影課從頭到尾都處在滿心狐疑的狀態，也許要直到好久好久以後可能才稍稍察覺為何要這樣不清不楚地面對攝影，或者要去思考、反觀攝影時代的社會歷史和人的處境。對我而言，攝影從來不是單純處理美的事物或結構美的圖像；攝影其實是非常反映社會現實的、非常突顯時代氛圍的、非常具有煽動與顛覆性的。攝影可以是社會革命，也可以極度政治。

唯美虛無亦平凡瑣碎的攝影生活
攝影，可以從虛無的抽象美感出發，也可以從最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開始。我始終質疑台灣普遍把攝影崇高化的唯美傾向，更排斥那些將攝影框限在專家領域的技術賣弄；攝影原本只是一種言說與表達的形式，甚至她還可以與藝術無關。由於多數業餘攝影愛好者始終樂於活在自己的文化情境，新一代的攝影藝術家難免又與群眾處在分離割裂的彼端，因此對話益發困難，也因而讓台灣的攝影現象顯得更為趨近精神分裂的狀態。

為了填補這個奇怪荒誕的縫隙，我所想到最好的方式便是讓更多種的影像風格同時出現，也許可以促成另一種異類經典，但也可能是更壞、更不可觀、更不規整的影像形式。然而，嘗試是必要的。我結束了告一段落的攝影課程，另闢一個未知卻有趣的戰場。2004年的3月，我們成立了附屬在永和社大底下的影像社團「後攝同學會」，企圖用創作來說明我們對主流攝影所感到的不滿足、對於扮演制式業餘攝影者的違抗，並且紓發真實想要藉由影像來陳述個人生命的深層慾求。如果可能，也許如此微小的努力會促成新的影像運動；她不需要是全民運動，即使小眾邊緣，都值得我們認真注視。2003年的夏天，接著成立「後攝筆記」新聞台，向更龐雜無緒的網友讀者公開發聲，即便並不真地確知這樣的呈現能夠形成什麼了不起的影響。

作為一名影像工作者，我試圖讓更多的人理解這個儼然已經影響人類生活至深的視覺媒介，同時也暗自希望著：拿攝影機拍照與被拍攝的人可以維持更為平衡的權力關係。當所有的人都可以無所畏懼地舉起相機、對準關注的焦點，似乎可以稍微緩解凡夫俗子始終處於被攝者角色的被迫害焦慮。不容置疑的是，相機有時候確實比槍枝還要殘酷凌厲。

帶陰道去散步--在陰道的說與不說之間

這兒有一棟紅色建築，一整片的紅色背景、紅色燈光。鋪天蓋地的紅色席捲而來，彷彿是一大片暈染開來的紅色經血，亦如同走入一個情慾鼓脹的洞穴。那裡滿佈縐摺，時而溫熱、時而陰濕，像四季的花朵般開了又謝、謝了又開。

紅樓劇場裡的紅色慾望
離開西門町的紅樓劇場，我仍一路思索著：所謂的「女性主義」運動或抵抗，有沒有可能是一種嘉年華式的狂歡囈語？或者不需要永遠政治正確的街頭行動劇，卻是一場比較細緻編排的戲劇搬演？
在台北的街頭，我們看到太多議題式的行動腳本，總是拉長了脖子、帶著面具與道具聲嘶力竭，生怕街頭群眾不投以關注或側目的眼光；在喧鬧的城市生活裡，人們如此饑渴地需求不斷的高分貝長音，而那簡短且幾近無聲的輕響，似乎很容易便悄悄滑過我們的耳際，不著痕跡地，無關痛癢地，就被人們遺忘了。
是的，我們多麼熱愛標語、口號，或者一句簡單易懂的格言。
所有的「主義」都太繁複惱人，我們只要最直接的名詞解釋。而也許，這不過透露著台灣普遍極端明顯的功利性格、速成文化，倒也沒有什麼不對或不好之處。只是心裡不免總要暗自疑惑：難道就不能稍微無目的取向、稍微低調隱藏一些嗎？每一件事都非得說清楚、講明白嗎？
我想我是太吹毛求疵了。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真的，只要我走出劇場後立刻把所有的心事情緒拋諸腦後，就好了。

一條神秘的、隱形的黝暗隧道
當然，我沒有辦法立即刪除我的大腦記憶。我確實在劇院看了一齣戲；一齣叫作「陰道獨白」的戲。
「陰道獨白」有著聳動的劇目名稱，多數人聽聞後可能都會停頓兩秒鐘、張口結舌地問：「什麼？你說的『陰道』是『陰道』嗎？」這裡所談論的陰道只有一個出處，就是――女性的陰道，但我們可能要額外附帶兩個雙引號才能講清楚我們正在說的詞彙是什麼。這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它反映了言辭和語彙的不可言說性和社會自動隱藏性，沒有人在生活裡直接談論「陰道」這個器官，她最多屬於醫療和科學領域，或者是不足為外人道的、不潔的「女人」私領域。
我們（女人）在房間裡使用陰道、把玩陰道，但我們不可以說它。
我們在情色書刊裡看到各種形容詞、雙關語迂迴地隱喻陰道，但我們不可以說它。
我們向婦科醫生焦慮地描述陰道的可恥病症，但我們不可以愉快地、大聲地說它。
我們不只是不說它，我們還不看它。
我們有非常多的藉口與理由去遺忘它，假裝它不存在。
陰道的困境，其實與女性生活裡的諸多困境是一樣的。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女性彷彿已經沒有太多需要爭取的東西了；我們有了投票權、參政權，我們有了越來越多的女性首長與知識份子，女性的情慾已經得到某種程度的自由與解放，女性已經擁有較多的社會資源讓自己免於家暴與性暴力。是的，這一切都讓我們相信女性生活看似越趨美好，我們應該因此而感到滿足。
然而事實並不如此，我們仍然處在某種對於自己身體感到困惑與不安，甚而感覺陌生與疏遠的狀態。我們不想察覺自己身體與自己內在的關係，我們總對月經期間的焦慮、疲倦感到不耐和厭煩，總想趕緊把身體內的污穢血液盡快排除、沖到裝有藍色芳香劑的抽水馬桶裡，假裝這個不潔的多餘物質並不存在，與我們己身完全無關。除非，當它與婚姻裡的生殖產生聯結，我們又立刻覺得它是如此攸關重要。
而除了每月一次的提醒，陰道還與女人的「性生活」聯結。無論你用或不用它，偶爾它總會提醒你與性有關的感受；夏天穿著窄小的緊身內褲時會有悶熱搔癢感，有時那兒會形成過於濃稠的白色分泌物，有時它則不經意地提醒你體內隱隱蠢動的慾望。不可以任意發作，但它總是隱藏在某個一觸即發的角落，等候著。
這條神秘的甬道，承載了太多由文化∕道德∕神話∕寓言所建構出的虛擬想像，幾乎滴水不漏地積累出女性長久以來「神秘不可說」的性∕陰道迷思。這一處既神聖又污穢的黑洞，究竟它原本的面貌該是什麼，我們壓根兒一點也不想真實地去弄清楚它。彷彿，它的本質就是不可揭露的秘密。

不是乳房？是陰道……
也許，我們都比較習慣在大庭廣眾之下談論女性的另一個器官—乳房，但絕對不是陰道。乳房在歷史上負載著更久遠、更無可破除的神話迷思，它象徵著繁殖、哺育，它也象徵著母體的豐饒與富足。因此乳房的命運比陰道好太多了。
女性的乳房在西方藝術家的筆下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形態，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提香描繪的渾圓姣美，還是十九世紀馬內賦予的蒼白寫實，總之，這是一個我們多數人都習以為常的袒露，女性甚至樂於藉由男性目光達到某種被觀看、被窺視的榮耀和享受。
是的，是乳房。是可以在現代堂而皇之前往美容塑身中心將A罩杯調整為D罩杯、將多餘油脂一次抽除的崇拜美感年代，但不是陰道。陰道仍然是一個禁忌，陰道仍然只能活在那難以啟齒的處女膜縫合術、陰道緊縮手術的陰影下，被人自動性地遺忘著。
這就是陰道遭人詛咒的厄運，而我們將要為它平反。
二十世紀女畫家歐姬芙的鳶尾花讓人一眼就聯想到陰道，雖然她從未承認過。茱迪•芝加哥的環狀花卉直指陰道的核心，挑明了講這就是陰道。越來越多的女人加入陰道部隊的行列，讓我們相信陰道是我們身體的內裡，陰道是生命的果核。

穿越花朵，穿越陰道
伊娃•恩斯勒（Eve Ensler）的《陰道獨白》（The Vagina Monologus）給予我們一個新的視野。她在關於陰道的訪談中，蒐集到數百則女性對陰道的感受與看法；這裡所提供的，從來就不是嚴肅研究中會處理的問題，因為太主觀，因為太缺乏理論的支撐，因此我們無法給予客觀的、科學性的分析，也因此無法給予認真的重視。然而當恩斯勒的文字幻化為劇本、在舞台上大聲朗誦時，那音節與韻律交織成的聲響，卻呈現出超乎尋常的真實與恍然大悟（坐在台下的女人恐怕都忍不住會慨歎出聲：噯呀，就是那樣！）。女性的私感受毋庸科學來幫我們證實究竟哪兒叫作陰蒂、陰核、陰唇，哪處的神經更為敏銳或更為活絡；其實它根本就是一個整體，一個包覆了女性內外之身體與靈魂的總合。女性的身體應該擺放在哪一個領域來予以解剖？女性的身體在手術台上曾經遭受如何冰冷的待遇？女性的身體究竟是一處歡悅的泉源，還是暴力的戰場？
從恩斯勒的劇本裡、在台北的紅樓劇場中，我親眼目睹了一齣女性的陰道告解與解放嘉年華。當舞台上的演員大聲呼喊—「陰道！」，台下觀眾則跟著大聲回應「凍蒜！」時，這一刻，空間裡瀰漫的是放肆的笑聲與暢快，縱使它也如此地反映了台灣女性對於政治的口號遠比「陰道」二字來得更為親切、更容易說出口，但至少我們在這裡找到一個彼此和解的機會，也因此有了對某個被污名化的「曖昧字眼」除魅的可能。

舞台上大聲唱著「我的短裙」這首歌，讓人不禁也想褪去長褲、換穿起那總是惹人注目的短裙。短裙的誘惑是那兩股之間的花朵，短裙的歡悅也是那裙擺下自由安適的花朵。我的短裙，信不信由你，它與你毫不相干！